别赵诚

   赵诚走了。他没有来得及看见2023年的第一缕曙光，而是长眠在2022年最后的寒夜里。他生命的航程，永远定格在70岁。

   赵诚和我们是同气相求的好友。我们相识于风雨如磐的中年。三十多年来，我们一起读书，一起思索，一起做事，一起行走。

   认识他之初，他风华正茂，满怀着激浊扬清的社会理想。在太原，他是较早从现代迷信中醒悟的先觉者。文革中期，就参与过太原志士仁人反对极左路线的活动，他因处于边缘，幸免于难。他读了德热拉斯的《新阶级》，哈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，开始对旧体制的反思和对新体制的向往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他考上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，毕业后到山西省委党校教书，又得到去北京大学进修两年的机会。因为社会阅历比较丰富，加上博览群书，他1980年代便在自己从事的国际政治教学方面，成为地方知名专家。他为人正直，敢作敢为，在同事、朋友、学生中形成了很高的人望。

   大约在1993年前后，我和谢泳、高增德、智效民等朋友形成了一个学术沙龙，研究中国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，赵诚和我们兴趣相通，参与进来。大家互相启发，深入切磋，分享心得，构成了一套相对系统的见解。赵诚提出，对中国乡村绅士阶层要重新认识。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，乡以下基本上是自治，乡村社会的骨干是绅士阶层。在绅士阶层中，欺压农民的劣绅只是少数，为舆论所不齿。绅士在筹办公益事业，发展教育，维系治安和道德方面，主要作用是积极的。绅士在农村的社会中坚地位为痞子所代替，导致整个农村文明的下沉。这和智效民的研究不谋而合。我和谢泳、高增德1998年在长春出版社出版了《和友人对话》一书，后来广东人民出版社余小华又约我们进一步整理充实，形成《思想操练》一书。这本书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路与去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，得到国内学界朋友的关注。90年代中期，我的生活重心转移北京，赵诚也有兴趣到北京参与公共事务。他先后在《炎黄春秋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社会科学论坛》发表文章，评述当代思潮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   正当他广交旧雨新知，准备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所作为时，病魔却向他袭来。1997年的一次常规体检，他肺部查出早期肿瘤，切除了一片肺叶，从此开始了与癌症长达25年的博弈。他当时才四十五岁，遭遇此种不幸，仍然勉力立言。我知道，人的生命力，和精神状态有密切关系。人有抱负，不得施展，也会积郁成病。2000年，我参与策划《国际融资》月刊，缺少国际问题专家，于是请赵诚来帮忙。当时，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照片》丛书的编辑冯克力、张杰来北京组稿。我兼着《老照片》的特邀编辑，三人一起商量选题。我说，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黄万里的文章，感触很深。冯克力也知道黄万里其人，他提议，如果能和黄万里联系上，我们不妨在《老照片》上介绍他的故事。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。我和水利不搭界，觉得克力的提议虽好，却不知如何才能与黄万里先生联系。于是求助于李锐老。他曾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掌门人，在三峡问题上与黄万里同气相求，可能有黄的联系方法。我给李锐老打了一个电话。他说，认识黄万里，但手头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。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。经与那位朋友咨询，我们便拨通了黄老的电话。黄老听说想要拜访他的客人来自山东，十分高兴。原来，黄老的夫人丁玉隽是山东人。当下约定，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。当时赵诚正好在我旁边。知道我和冯克力、张杰要去拜访黄万里先生，愿与我们同行。于是，四人一起打的，来到清华大学九公寓黄万里家。

 黄老当时89岁，精神很好。稍事寒暄，便进入正题，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。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，他说，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，其实，黄河是一条好河，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，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，比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都大。这片大平原，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。他说，“黄河清，圣人出”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，是荒唐的。我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中国1950年代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。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。我忽然醒悟，河流也是有生命的，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，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做活的生命来尊重。那天，他从黄河谈到长江，又谈到雅鲁藏布江，谈到他就三峡工程给中央领导人上书提出反对意见。黄老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，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。可惜那天我们谁也没带录音机。冯克力、张杰忙着翻拍黄家相册上的老照片。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。告别黄老以后，四人商量，这个专题怎么做？照片没有问题。黄老一生都留下了十分精彩的照片。赵诚自报奋勇，文章由他执笔。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，就是当年9月刊登于《老照片》十五辑上的《但教莫绝广陵散》。

   文章发表后，社会反响十分强烈。多位读者投书，对黄老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。《老照片》发过一次读者问卷，征求读者对以往各辑内容的意见，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高居榜首。

   黄老本人读到赵诚的文章也颇为满意。当时，虽然专业圈内知道黄老不寻常的学术造诣和坎坷命运，但公众当中，黄万里的名字却鲜为人知。这位真正科学良知的代表，在中国公开的书籍报刊上鲜有介绍。他晚年的著作，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。赵诚的《但教莫绝广陵散》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基本上概括了黄老生平的亮点。黄老临终前，三个同事和学生给他编文集，自费印刷，黄老欣然同意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其中。

   当时，我已经介入口述史学活动。曾向赵诚建议，黄老对你很信任，你不妨与黄老商量，找他录音访问，帮他作口述史。赵诚也同意这个设想。为此，他征求了黄老的意见。但黄老说，我不想做口述史，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！

   然而，没过多久，黄老前列腺癌发作，身体状况急转直下。2001年夏天，清华大学主办活动，庆祝他90大寿。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已经不能亲自出席。赵诚从山西赶来，到病床前，与黄老见了最后一面。2001年8月26日，黄万里与世长辞。

   后来，冯克力又到北京组稿，和我商量，能否组织一本《黄万里传》。我觉得此议甚佳，于是提议请赵诚撰写。赵诚乐意担此重任。他又来北京，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，得到黄家全力支持。他们把黄老的日记、诗词、书信、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，以便他完成此传。但他担心，在水利方面是外行，生怕在专业上出现纰漏。冯克力本来希望赵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传记。赵诚十分慎重，前后写了两年多。其间，他跋山涉水，到北京、四川、湖南等地，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，下了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功夫。有的访问对象，年事已高，接受采访不久，便驾鹤西去。这种调查工作，本来是传记写作必不可少的功夫。但对于赵诚来说，却是一个考验。赵诚切了一叶肺，又经历了数次化疗，爬楼很吃力，走南闯北更不容易。但他怀着对黄老的敬意，还是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，使传记的内容更加丰满。为黄老作传，是赵诚一展才学的机会。他把写书看得比生命更重要。

   书写成了，出版并不顺利。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，看了稿子却不愿履约。又找了几家出版社，也不敢拍板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这点周折倒也罢了。对于赵诚来说，这个现实未免残酷。2004年4月，出版家刘硕良要来北京办文化公司。他问我有什么选题。我介绍了赵诚这部稿子。正好他在自己主编的《人与自然》杂志上也发了介绍黄万里的文章，对黄万里的价值十分清楚。于是，他欣然接受了赵诚的书稿，安排成“背影丛书”第一种。经过精心设计，终于在2004年7月将此书以《长河孤旅——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》的书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，并举行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，李锐老等黄万里生前友好、黄万里的侄子黄孟复、黄万里的女婿杨乐等多位黄家亲属都到场支持，舆论界好评如潮。卢跃刚也邀请赵诚，在《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》亮相，以整版的篇幅介绍黄万里。接着，赵诚又在杭海路的支持下，编辑出版了《追寻黄万里》一书，公开出版。从此，赵诚引起国内知识界的进一步关注。

   年逾百岁的周有光老人，读到《思想操练》，谈到经济学家何廉，他很感兴趣，约我去他家一叙。接着，又邀我们和赵诚一同拜访。2005年10月18日，我和张森根、赵诚一起听他侃侃而谈两三个小时，赵诚根据录音整理成《百岁学者纵谈天下事》，信息量非常大。我当时就意识到，周有光的思想，不应当只是小圈子里的议论，而应当为公共领域共享。赵诚的访谈发表在《社会科学论坛》。周老也有意邀请赵诚为他写传。并将自己的长篇口述供赵诚参考。赵诚读了这部口述，感到没有能力超越周老的自述，遂婉谢周老的美意。

  在此前后，赵诚与何方、王学泰、张森根等学者先后相遇，进一步开阔了交流的广度。

   夏中义应广西师大出版社之请，邀我和谢泳、李新宇、邵建、王彬彬等朋友编辑《大学人文读本》三卷，出版后夏中义又主编《大学人文教程》，我请萧雪慧和赵诚参与撰稿，期间，赵诚和这些学者成为好友。

   胡发云的小说《如焉》出版，赵诚及时撰写了评论，到武汉参加小型研讨会，和傅国涌、默雷等朋友均有共同语言。以后，新昌民间学者徐江伟写成研究华夏文明起源的新著，提出新的假说，赵诚为之写序，支持徐江伟的探索。赵诚较早关注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进展，更新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理解，也使我受到启发。

   赵诚的专业方向是国际政治，走出国门看世界，一直是他内心的愿望。工作期间，他只有过一次机会去欧洲参加公务出行。他见我们和王东成等朋友自费出国旅游，于是和我们结为旅友。

   最初是一起参团到印度、南非旅游。后来感到旅行社的线路不能适应我们深度了解外国历史文化的需要，于是，赵诚便主动承担起设计旅行线路的责任。我们一起游波兰，赵诚增加了格但斯克；我们一起游希腊，赵诚增加了克里特岛、迈锡尼遗址；我们一起游伊朗，赵诚增加了大不里士和马什哈德，我们一起游尼泊尔，赵诚力主一定要去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。在尼泊尔我们吃了一次尼餐，全团腹泻，赵诚和赵雪芹有预见，提前吃了肠胃消炎药。马航出事，赵诚与我们一起慰问旅友的亲属。多年一块旅游，经历太多。赵诚常常是旅行车上介绍各国文化的主讲。赵诚浪漫，还与王东成夫妇自选瑞士小型飞机，到珠穆朗玛峰上空盘旋。他心满意足的表情，今天历历在目。

  赵诚的最后几年是在海南博鳌度过的。前几年，妻子于军患癌症先他而去，幸好又结识了新的伴侣马建萍。马建萍是一位文雅大方，性格温良的知识女性，丧偶以后，愿意和无权无势、身体欠佳的赵诚一起生活，关照他的饮食起居，纯粹是因为赵诚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。好人好报，马建萍给了赵诚几年美好的时光，也是赵诚修来的福气。

    赵诚去世两天来，他不同领域的亲友、熟人和学生，不约而同，纷纷以真诚的语言，在微信里高度称赞赵诚的风骨和操守。他当得起这样的称赞。

  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以断断续续的语言告诉老朋友陈平：我要死了，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。但是，没有人可以阻挡一轮红日冉冉升起。

   赵诚千古！